车间里，生产线已经运转。从研发样品到生产设备，从装配工艺到质量控制，一件科技产品如何被稳定地制造出来，具体地呈现在眼前。

霍曼并不是从宁波科创营中走出的企业。它成立于2015年，创业早期便得到李泽湘教授团队的孵化和投资支持。2022年，宁波基地参与投资并成为股东。此后，在李泽湘教授和XbotPark体系持续推动、宁波基地协调承接，以及宁波有关资本和人才招引力量共同作用下，霍曼于2025年把自己的第一座工厂落在宁波。

这座新工厂面积约1.5万平方米，已建成4条生产线。2026年1至7月，宁波霍曼科技实现工业产值1.6亿元。对霍曼来说，这只是其在宁波产业布局的第一步。按照企业的初步规划，未来还希望建设更大规模的智能制造基地，把研发、制造和供应链协同进一步放到宁波，并带动更多生态链企业和配套环节在这里集聚。相关规划仍需结合实际条件逐步推进。

随企业而来的，不只是一处生产空间，还有设备、工艺、工程经验和供应链资源。

座谈中，霍曼科技创始人刘坤谈到了一个还在构想中的“联邦工厂”：未来能否将企业已经积累的部分制造能力开放出来，让暂时没有条件自建工厂的创业团队，也能共享设备、工艺、供应链和工程经验？

这个想法还很早，距离真正落地，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。但它的出现仍然让人感到一种变化：一家与XbotPark体系长期相伴、已经走过早期阶段的企业，开始思考能不能把自己的能力开放出来，为后来者提供帮助。

第二天下午，在海曙深溪村，15位在孵团队创始人围坐在一起，向李泽湘教授讲述各自正在经历的困难：有人还在寻找产品方向，有人正在进行第一轮用户验证，也有人已经开始面对工程化、供应链和市场问题。

霍曼与这15支团队，并不是同一条成长路径的起点和终点。前者成立更早，是体系成熟企业和制造能力落地宁波的代表；后者则是宁波基地正在陪伴的早期创业团队。

一边是已经运转的生产线，一边是尚未得到充分验证的想法。两条不同的路径，在同一趟行程、同一座城市里发生了联系。

今天，一体推进教育、科技、人才发展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命题。落到一座城市，它要回答的是：人能不能成长，技术能不能变成产品，企业能不能真正扎下根来。

这两个画面，也让我们重新回望宁波基地近六年来走过的路。

不只是办一场科创营

很多人是从大疆认识李泽湘教授的。

他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、XbotPark机器人基地发起人，也是宁波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。大疆的故事广为人知，但过去三十多年，他持续投入时间所做的，远不只是一家企业。

他更关心的是，一名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怎样从课堂走进真实世界，一个模糊的想法怎样在用户和市场中被反复验证、成为产品，一家科技企业又需要哪些条件，才有可能真正成长起来。

它既是人才培养，也是创业实践；既要寻找年轻人和真实问题，也要面对成本、质量、制造和市场的具体约束。李泽湘教授和他的团队不能替年轻人创业，也无法保证每个项目都会成功。他们更像“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”：搭建环境和方法，让年轻人有机会被发现、动手和试错，也能在困难时找到所需要的资源。

2018年9月7日，宁波市人民政府与李泽湘教授团队签署框架合作协议。

2019年7月20日，“两院一园”正式开园，项目进入试运营。经过此后一年多的调整与探索，2020年11月16日，宁波首期智能C端科创训练营开营，宁波基地由此进入实质运行阶段。近六年的实践，也正是从这里真正开始。

宁波拥有扎实的制造业基础，也有丰富的供应链资源。但基地最初没有从引进一家成熟企业开始，也没有从购买一项现成技术开始，而是选择从一群年轻人开始。

年轻人从全国不同高校来到宁波，进入科创营。他们从生活和产业中寻找问题，走到用户中间，组成团队，完成产品定义，动手做出原型，再把最初的判断交给真实市场检验。

这里没有一条保证成功的路径。

有人留下创业，也有人中途离开；有的项目逐渐成为产品，有的方向在验证后被放弃；有的团队在磨合中找到共识，也有团队在争论和调整中重新出发。

这些并不总是令人振奋，却是创业本来的样子。

近六年来，宁波基地相关科创活动覆盖全国311所高校，触达2万余名青年；19期科创营累计吸引905名学员参与，形成143个原型和项目，其中80个获得立项支持，39家企业注册成立，15家进入天使阶段。

数字记录了一部分结果，却很难呈现一个年轻人从学生走向创业者所经历的改变。真正困难的，不是完成一场科创营，也不是做出一台可以展示的样机，而是在新鲜感退去、原来的判断被推翻以后，团队能不能继续面对用户，在产品、成本、制造和市场的多重压力下把事情做下去。

平台能做的，不是替他们给出答案，也不是把所有项目都留下，而是让团队尽可能早地接触真实反馈，减少在错误方向上的消耗。

当原型真正成为商品

宁波市栗上创新，是这条路上一个具体的样本。

2021年，栗上创新的创业团队进入宁波科创营。那时，公司还沿用“厨鲸科技”的名称，团队关注的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宏大的问题：传统洗碗机在安装、空间占用和使用方式上，仍然存在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。

他们走访用户，观察真实的家庭厨房，反复调整方案，做出一轮又一轮原型。有些判断被用户否定，有些设计因为工程难度被推翻，有些看上去很好的功能，最后发现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

经过持续验证和迭代，最初的想法逐渐成为“栗上（LISSOME）”胶囊式洗碗机。

2025年10月，产品正式进入市场。2026年上半年，企业实现营收1.2亿元。

从科创营里的一次讨论，到一件商品真正走进家庭，中间没有神奇的跨越。用户调研、产品定义、结构设计、工程验证、生产制造、渠道建设，每一步都要有人去做，每一关都可能推翻原来的判断。

栗上走到了今天，但宁波基地还有很多团队仍处在更早的阶段。它们中的一些会继续向前，也会有一些停下来。真正的创新生态，从来不只有成功者。它还应该容纳试错，允许调整，也让年轻人在走过一段弯路之后重新出发。

当成熟企业把制造能力带到宁波

如果说栗上呈现的是宁波基地从科创营、产品定义到市场验证的本地孵化路径，那么霍曼的新生产基地，代表的则是另一条路径：把XbotPark体系中已经成长起来的企业及其制造能力，更深地连接到宁波。

两条路径并不相同，却可以彼此补充。

科技企业真正走向市场以后，面对的就不再只是创意和技术。

产品能不能稳定生产，成本能不能控制，品质能不能保持一致，供应链能不能及时响应——这些并不耀眼的事情，最终决定了一家企业能不能走下去。

霍曼在XbotPark体系中长期成长，宁波基地又通过投资成为企业股东。它的落地不是一次简单的招商，也很难归因于某一方：李泽湘教授早期孵化和投资形成的长期信任，XbotPark体系的持续推动，宁波基地作为股东的协调承接，以及宁波的资本、人才和制造条件，共同促成了企业把第一座工厂放在宁波。这个过程说明，平台的作用不只是在本地从零孵化项目，也可以把体系中已经成长的企业及其研发、制造和供应链能力连接到宁波。

这也是“联邦工厂”设想出现的基础。

一家企业长大以后，能不能从被帮助的一方，逐渐成为这片土壤的建设者？它积累下来的制造能力和产业经验，能不能成为下一批年轻团队的起点？这或许比新建一处制造空间本身，更值得期待。

一片创业土壤要真正具有生命力，不可能永远只依靠政府和平台从外部推动。当成熟企业把制造能力带进来，并愿意把其中一部分能力开放给后来者，这片土壤才可能形成新的循环。

霍曼之外，木卫科技等XbotPark体系企业也开始与宁波发生更深的产业连接；还有一些企业，正在讨论生产和供应链协同的可能。这些连接能否最终扎根，仍要由企业选择和市场检验。

一边，是从宁波科创营中走出的栗上开始进入市场；另一边，是霍曼、木卫等体系企业与宁波发生更深的产业连接。不同路径开始在这里交汇，近六年的实践也有了更加具体的形状。

把人才培养的起点再向前移

8月20日上午，李泽湘教授来到海曙青少年科创教育现场，参加XbotPark青少年科创教育中心落成活动。

宁波基地最初面对的，主要是大学生和青年创业者。做得越久，大家越能感受到，一个人面对陌生问题的勇气、动手实践的习惯，以及与别人合作的能力，并不会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天突然形成。

许多种子，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种下。

中小学科创教育的意义，并不是让孩子提前创业，也不是让他们过早学习复杂的技术。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机会观察真实世界，愿意动手，也能够接受第一次做得不够好。

一个装置没有按照预想运行，一次实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，团队成员对解决方案产生了分歧——这些经历看上去很小，却可能让孩子第一次明白，真实的问题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。

中心的落成，意味着人才培养的起点开始从大学阶段继续向前延伸。但一栋楼和一次活动并不等于一套成熟的科创教育体系。空间有了以后，还需要课程、师资、真实项目和长期运营，也需要更多力量共同参与。

当天傍晚，李泽湘教授又来到镇海中学，与镇海中学、宁波大学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。话题从基础教育谈到高等教育，也谈到工程实践和人才成长。

不同阶段的教育各有自己的任务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：除了传授知识，还应当为年轻人的好奇心、动手能力和创造力留下一些空间。

从中小学到大学，再到创业实践，这条路不会由一门课程、一所学校或者一个平台单独完成。它需要教育和产业之间建立长期联系。

到更深的产业现场去

8月21日，在舟山调研期间，李泽湘教授来到浙江海洋大学，参观国家海洋设施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并与学校有关负责人交流。

中心长期围绕“一套装备、一条鱼”，开展深水网箱、深远海养殖、海洋种苗、生态修复和水产品加工等研究与产业实践。

这些内容看上去与智能硬件、消费科技相距很远，但回到产品和工程，很多问题又是相通的。

一条鱼从种苗选育、养殖到市场化，一套海洋装备从设计、制造到进入复杂海况应用，都需要不同学科共同工作，也要经过真实环境的检验。

宁波和舟山拥有独特的海洋资源，也存在大量来自产业一线的具体问题。对于年轻工程师和创业者而言，这些问题可能比一份已经写好的课题更有价值。

平台不需要把所有能力都建立在自己内部，也不可能独立完成所有事情。它可以做的，是让年轻人更早走进这些场景，让高校的科研积累、企业的工程经验、宁波的制造能力和产业中的实际需要，有更多机会碰到一起。

有些交流会形成项目，有些不会；有些问题很快能够推进，有些可能要过很久才能看到结果。很多事情，只有真正走到产业里面，才知道问题究竟在哪里。

生态不是画在纸上的一张图

这些年，“创新生态”已经成为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词。

但真正的生态，不会因为把政府、高校、平台、企业、资本和人才画在同一张图上，就自然发生。

政府要回应产业发展、就业和税收，高校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任务，企业必须面对市场和现金流，年轻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结果。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边界、节奏和现实约束。

生态建设真正困难的地方，是不能要求任何一方放弃自己的逻辑，却又要让这些不同力量在真实问题上找到彼此需要的位置。

对一座城市而言，实验室、产业园、基金和生产空间都很重要。但在这些看得见的投入之外，还需要另一种不容易被看见的基础设施：持续发现年轻人的能力，围绕真实问题组织项目的能力，把原型推向工程验证和供应链量产的能力，以及让企业、学校、资本和产业资源在需要的时候发生连接的能力。

这种能力不能在短时间内购买，也很难由一份行政计划直接生成。它只能在真实项目里积累，在成功和失败中校正，并由真正做过产品、办过企业的人传递给后来者。这也是宁波基地近六年来一直在建设的部分。

这场实践从来不是某一个人、某一个团队能够独立完成的。从签约到运行，市、区两级在平台建设、人才引入、项目孵化和企业落地等方面给予了重要支持；高校、中小学、产业部门、投资机构和科技企业，也在不同阶段参与进来。

李泽湘教授所做的，是不断把问题带回到人、产品和企业本身：年轻人有没有真正走进用户？产品解决的问题是否成立？团队能不能把样机变成商品？一家企业成长以后，能不能再为下一批创业者留下新的能力？

六年以后，答案刚刚显现

这次宁波舟山之行，并不是一次对六年工作的集中展示，也没有宣布新的宏大计划。李泽湘教授仍然像过去许多年一样，看产品、看工厂，听年轻人讲他们遇到的问题，也在学校、高校、企业和产业之间寻找新的连接。

但几个在行程中自然出现的场景，让这六年的变化变得清晰起来：科创营还在继续，年轻人仍然从一个问题和一件原型开始；栗上的产品已经进入市场；霍曼在宁波拥有了新的生产基地，并开始思考怎样把制造能力开放给更多团队；人才培养的起点开始向中小学延伸；高校、产业和创业团队之间，也在围绕真实问题建立新的联系。

六年以后再看，宁波基地的变化，并不只在于某一栋楼、某一家企业或者某一个销售数字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一些原本分散的点开始发生联系：一端，是从孩子第一次动手，到大学生进入科创营，再从真实问题和第一件原型走向商品；另一端，是体系中已经成长起来的企业，把制造和供应链能力带到宁波，并尝试为后来者提供支持。

这条路还远没有完成。

很多项目仍然处在早期，很多企业还要接受市场的长期检验。青少年科创教育如何形成更扎实的课程与师资，体系企业如何在宁波形成更深的产业连接，平台自身如何持续运行，都是下一阶段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因此，我们不急于把它定义为一种已经成熟的“模式”，也不必把六年说成一个已经完成的答案。

但最初的实践已经有了变化：六年前，宁波基地最容易被看见的是一场场科创营；六年后，科创营孕育的产品开始进入市场，体系成熟企业的生产线也开始落到宁波，两种力量正在形成新的连接。

对于一座制造业城市而言，真正稀缺的或许不只是一家被引进的明星企业，也包括一种能够持续发现创业者、培育产品，并让科技企业从本地生长出来的能力。

现在需要回答的，不再只是“这六年做成了多少”，而是如何让已经形成的能力，与宁波的制造业、教育、资本和产业场景连接得更深，让更多年轻人和企业在这里扎下根来。

2018年签约，2019年进入试运营，2020年11月以首期科创营开营为标志进入实质运行。近六年过去，一些年轻人走上了创业之路，一些原型成为了真正的商品；与此同时，一些体系企业开始在宁波落地生产，先走一步的人也开始思考怎样为后来者提供新的可能。

也许，所谓创新生态，本来就不是一项可以宣布完成的工程。它是在一个年轻人的第一次动手、一个团队反复修改的原型、一件被用户接受的产品、一条真正运转的生产线，以及先行者对后来者的一次帮助中，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。

六年前种下的一些东西，正在宁波慢慢长出来。

这不是终点，

而是这场长期实践开始显现的刻度。